父亲在很多人眼中是个神秘传奇人物，其实在我们兄弟姐妹眼里也一样。因为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都小，不知道他的事情。解放后他的工作性质又决定他不能说，我们不能问。直到他退休以后,特别是他病重在床，但思维始终特别清晰，每天晚上我们兄弟姐妹和医生围坐在病床边要他给我们讲一些经历，以及我们从一些地方党史、文史资料和各种回忆录中才有了一些了解。但是解放后的工作他基本没讲，我们知道这是纪律。不少同志希望把父亲的传奇经历写出来，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因为工作忙，始终没有动笔。终于今年彻底退休了。可以安静坐下来试着写一写。
养育沃土
1913年父亲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后改市）适中镇东成楼，适中是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之一，适中的方形土楼建筑群，建筑年代乆远，数量多，规模大，楼层高，而且深受儒家文化和宫廷文化的影响，历经宋、元、明、清的发展，形成了独特风格，仅三层以上土楼现存就有228座，有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宋代的白云堂是纪念东晋名相谢安的历史功绩而建，建于南宋年间的丞相垒和文天祥碑，是纪念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击元军移师驻扎适中而建，建于南宋年间的魁楼和文明塔，是以求适中文运昌盛的象征。“五四”运动之后，适中接受新文化的洗礼，爱国思潮汹涌澎湃，特别是有进步青年积极宣传新文化，抨击旧势力，创办刊物，举办贫民学校，宣传革命形势和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有的加入了共产党，例如同住于东成楼的远房叔公谢宝萱，13岁小学毕业后考入集美商业学校，在校期间就发起组织学生进步团体，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派遣回龙岩，和邓子恢等人，深入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但不幸被军阀陈国辉的密探逮捕，英勇就义时年仅21岁。邓子恢在《龙岩革命斗争回忆录》一书中，赞扬他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民英雄”。父亲的童年就是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热血青年
父亲——谢真的青壮年时代是祖国遭受内忧外患的苦难年代。他家境贫寒。早年，父亲是个热血青年，13岁参加北伐，在北伐军办的类似少年军校的“少年宣传养成所”学习。这个宣传养成所军事总负责人叫做李良荣，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在北伐时脚受伤来到这里。养成所以学军事为主，用黄埔军校的全套军事教程，也学政治、学文化、搞宣传。父亲他年纪小，个头小，发给他一支小马枪，排在队伍最后头。他们经常到各地搞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倒贪官污吏、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父亲年纪虽小，但各方面表现突出，枪法又好，深受李良荣和其他教官喜爱。（抗战胜利后，李良荣担任福建省长，兵团司令，中将军衔。解放前父亲策动他起义，这是后话。）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据说宣传养成所一些教官是共产党员，所以被解散了。
之后父亲到厦门集美会计学校读书，估计是父亲当过兵，胆子大，敢带头。因为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后来到泉州黎明高中读书。泉州黎明高中是蔡元培、马叙伦提出创办的进步学校，由孙中山信徒许卓然、秦望山创办，由教育家梁披云担任校长。教师中有许多知名学者，还有许多进步人士都常常到此讲学。巴金先后三次到泉州讲学写作，父亲都接待他并且成为好朋友。在黎明高中父亲是工读生，每天给讲课教师刻钢板，油印讲义一、二小时。可以免交学杂费，获得伙食和每年得两套衣服。但是放寒暑假时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只能在街头吃番薯稀饭。
黎明高中师生的思想比较活跃，注重社会实践。学生可以接触各种书籍和社会思潮。共产党的、安那其主义的（即无政府共产主义）、公团主义的、甚至国家主义的都可接触到。九一八后，抗日救亡成为最突出的任务。学校因为演出一幕“出路”话剧得罪政府。有些教师学生被捕，黎明高中被查封停办。在黎明高中，爸爸和妈妈成为同班同学从此认识。
我们家有两个外婆，一个是母亲的生母，是泉州郊区农民，我们称她“外家妈”。另一个是母亲的养母，是城市贫民，为区别起见，我们称她“阿妈”（泉州话，“母”是母亲，“妈”是祖母或一般老太太）。“阿妈”很不幸16岁结婚，20岁丈夫就死了，守了一辈子的寡，靠帮人做工度日。一个遗腹子出生后就死了，母亲出生不久，就送给“阿妈”，吃阿妈的奶养大。“阿妈”非常疼爱母亲，虽然她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依靠亲戚帮助，让母亲一直上学直到高中，这在上世纪早期是很少的。妈妈是个思想开放的青年，常常在报纸上写文章投稿。
父母亲为逃避封建婚姻，离开黎明高中，逃到闽南同安海边农村小学教书，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校都很穷，常常发不出工资。不过那些地方是海边渔村，又是侨乡，学生常常给他们送吃的和海鲜，如螃蟹之类。他们和学生及家长关系都很好，学生们年纪都比较大，有的学生还和妈妈成为结拜姐妹。妈妈说虽然穷，但在那里过的很愉快。但妈妈和“阿妈”彼此日夜思念，在朋友的撮合下，“阿妈”同意父母亲的婚姻。从此一家人又相依为命。
后来父亲在厦门和泉州搞工会。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10月他们在厦门，与一些台湾爱国同胞在纪念台湾“雾社起义”周年之际，到厦门一电影院散发抗日传单。几天后又到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投掷炸弹。说起这事，记的有一次我们过年吃年糕（爸爸出差不在家），年糕黏糊糊在一起，妈妈笑着说，当年在泉州，有人送来几个炸弹，要妈妈送到厦门给爸爸。“阿妈”帮母亲把炸弹放在竹篮里，上面覆盖了年糕。从泉州到厦门必须坐船，在码头有军警检查，妈妈很紧张，她在码头边上等到轮船汽笛响才匆匆去检票口，军警问她是什么东西，妈妈说是吃的，军警翻开她的竹篮，见年糕粘在一起。汽笛再次响起，她不等军警检查完，抢过竹篮就往船上跑，竟躲过一劫。原来爸爸向日本领事馆投掷的炸弹是妈妈冒着危险运来的。伙伴们称赞母亲勇敢。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瘦弱的妈妈，大字不识的“阿妈”，也都义不容辞奋不顾身，而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应该干的，从不宣扬。
1932年，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爸爸在厦门建筑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中组织工人义勇军支持上海抗战。爸爸亲自担任军事教员。
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爸爸在泉州积极参加。在泉州中山公园的群众大会上，爸爸是主席团成员并且兼任翻译，将普通话翻译成闽南话。妈妈就坐在主席台下的群众中。大会进行中蒋介石飞机来轰炸，死伤不少人。一颗炸弹落在主席台边上，幸亏没有爆炸，妈妈说我们都捡回了一条命。
十九路军失败后，爸妈不得不逃难离开泉州，才出生几天的二哥谢世平死在逃难路上。之后他们又到厦门、同安一带的渔村小学教书。
1934年，爸爸得了严重的伤寒。这时泉州伤寒病流行，很严重，死亡者众多。经友人協助，转送泉州惠世医院，一直住院七个星期。当时患此病者得救者不多，医院的医生护士非常友好，教了许多医护常识，此病只能吃流食。当时有一个病友是黎明的同学，因为饿极了就到厨房偷吃锅巴，第二天就死了。妈妈和阿妈也怕爸爸去偷吃，日夜看护。“阿妈”从20岁就守寡，见爸爸病的这么严重不见好转，内心非常难受，担心自己的命运会在母亲的身上重演。就到庙里捐了钱，在菩萨面前跪下磕了100个响头，求菩萨保佑。后来爸爸病好了，“阿妈”说都是她求菩萨保佑好的。
父亲出院后住在泉州总工会，欠了一身债，慧世医院常派工人来讨债，父母亲心很不安，提心吊胆。后有好心人和医院说，他们穷的叮当响，你们不要总去逼他们。一个叫陈德生的主任医师，通知财务说不要再去讨债了，把所欠的七十几元银元债一笔勾销。看来泉州最大的医院当时管理也是很人性化的。后来陈医生和爸妈很熟识，妈妈把他介绍到卓然小学当校医，以后日本鬼子来泉州轟炸，爸妈疏散乡下去，与陈医生失去联系。
父母亲还经常怀念那些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的好心人，他们有台湾的爱国志士、黎明的同学、学生和家长、医生和护士、亲朋好友。几十年后，父母都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父亲病好后到同安县陇西小学任校长教书，母亲带着大哥谢希平回泉州。贫病交加，大哥小小年纪得了肺结核和多种疾病。当时家贫没去大医院看病，血都吐出来了。有一晚半夜他轻轻叫了声妈妈，手抓住妈妈不放，在妈妈的怀里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才三岁。接连二哥和大哥相继去世，父母伤心可想而知。
由于父母工作不稳定，且大哥、二哥在年幼时相继去世，三哥谢淼在鼓浪屿出生后，祖母就让父母带三哥回老家龙岩，由她们抚养。四姐谢磊、五姐谢卉在泉州出生后就在阿妈家抚养。
一九三五年，父亲在同安县英埭头陇西小学任校长、后经当地知名人士推荐，到福州读区政班。而母亲经人介绍在同安、南安、石狮、泉州等地继续教书。尤其在泉州黎明高中被查封后改办的卓然小学教书，取名卓然小学是为纪念创办黎明高中的许卓然，他已被人暗杀。教师们都是黎明的同学，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虽然学校经济困难，但许多事情大家协助，生活愉快。
父亲区政班毕业后分配到福建南安县溪尾与洪懒两地当区長。为抗日，母亲也在区里创办妇女班，学习文化，学习宣传抗日战争事宜，聘请当护士或医生的女同志来教育妇女学习医护常识，也学抗日歌曲，学习救护伤员常识。
父亲说过，在洪瀨当区长期间，有一次据说山上有人造反，来了军队要围剿，父亲说他要先到山上看究竟，也只有父亲有这种敢担当的负责精神。到山上了解有农民自称要当皇帝，穿着唱戏的皇帝袍子，皇后娘娘也穿皇后娘娘的袍子。父亲告诉他们，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厦门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大敌当前不应该如此。经过说服，他把“皇帝”领下山，平息了一场风波。
抗战县长
随着日寇对华侵略的升级和福建沿海形势的紧张。1938年8月，父亲被任命到福建沿海最前线的罗源县担任县长，后又任连江县长。福建省长陈仪比较开明清正，积极抗日，但省政府对父亲的任命，遭到省党部的反对。后以父亲必须带一个40岁以上的人当秘书为折中条件才得以就任。父亲25岁担任了县长，成为福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县长。
罗源是闽东北部海陆门户之一，也是革命老区。当时县政府住地还多为清朝后期的建筑。有块刻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小民易虐，上天难欺”的石碑。几十年后，父亲印象还很深。
到任时已经是抗战第二年了，城乡还没有多大的抗战气氛，县城很少见到抗战标语，也很少听到抗日歌声。父亲到任后首先发动中小学教师学生开展抗日宣传，吸收一些进步教师到县政府工作。父亲年青，平时穿学生装，又注重学校师生作用，被人称为“学生县长”。为了动员群众宣传抗日，以行政村为单位，每月举行一次户长大会，由县政府发宣传大纲，学校派人参加讲解。经过一段实践，这种普及抗日宣传的方法，省政府将其总结经验转发推广到全省各县。
1938年底，县警察局在夜间检查旅社户口时，拘留了一名叫阮宗湛的可疑旅客。据警察局长报告，在此人的行李中搜查到他的日记，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要求发落。父亲略看过日记，即令把阮宗湛带到办公室单独相见。据阮宗湛说，他是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书因途中检查严格不能通过，所以回来了。还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许多青年向往抗大，有何罪过？还滔滔不绝谈了许多沿途所见所闻。父亲很同情他，他们年纪差不多，认为他是有志的热血青年，没有罪，就通知警察局把他放了，并安排他在县动员委员会工作。在每月一次的户长大会活动中他都比较活跃。
当时，当官的和社会上一些有头面人物，出门坐轿子拿文明棍。这与一般老百姓的感受格格不入，为了扭转这些陋习，父亲提出公教人员下乡非必要不得坐轿子。父亲出差一般是步行，远程或骑马。他经常下乡或到各区乡办公，吃人东西嘴短，也为不打扰他人，父亲和随身的一名警卫经常携带煤油炉和简单食品餐具，自己下面条。这个煤油炉至今还保留在我们家中。
父亲出生贫寒，非常关心下层民众。罗源贫困，一般居民以番薯米（番薯切丝晒干）为主食。尤其当地畲族同胞生活更为贫困，社会地位低下，民族压迫时有发生。有一汉族保长命其儿子捉拿壮丁，把一畲族青年下肢小腿骨打断，结果引起炎症死了。据被害家属说，死者是被打断腿后几天死的；而保长说，是死者自己跌死的，不承认自己有罪。区署把案件报县后，父亲考虑到死者是畲族，根据畲族当时的社会、政治地位，如果是自己跌死必不会轻易打官司，况且畲族一向有不向衙门告状的族规。因此先派人秘密调查当时双方争执经过，经调查才知道畲族青年是被一根数尺长的木棍打的，调查人员还描述了当时追打的情况。父亲他们去办案时约定任何人不吃保长家的饭菜，也不喝被害家属送的茶水。开棺验尸发现伤肢受过外力打击有淤血的痕迹，肢体是被打断的。这时保长慌了，神色也异样。父亲通知他等候传讯，就返回县城。两三天后，这保长邀同几个人来县，诉说他并非故意杀人，请求从宽处理。父亲认为必须通过这件事来提高畲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同意由双方调解解决，但必须得到死者家属满意。为此，保长儿子披麻到死者家放鞭炮，并赔偿一笔可观的偿命钱。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父亲喜欢下乡、到学校了解情况。到职不久下乡了解到县府兵役股长在征集兵丁中收受贿赂。经查实有据，回县后即严厉惩处了这个股长，并电告省府、专署，把该股长撤职（当时县长兼军法官，对兵役案件皆以军法处理）。此事在纠正官场贪污渎职风气在一段时间里多少起一些作用。
父亲深感罗源农民地租负担之重，人民困苦，衣食无着。地主的地租剥削有四六分（地主得六，农民得四）、三七分、甚至有二八分的。为了动员民众抗日，1939年夏收之后，父亲在租赋奇重的乡村宣传“二五减租”，但由于地主势力反对，结果无法贯彻。
父亲在罗源的许多做法受到一些人反对。1939年秋，罗源县社会军训教官军统特务陈伯琳和警察局长王建蕃趁父亲不在县城之机，再次逮捕了阮宗湛以及父亲的文书袁仰山和警卫陈源三人。很明显，这矛头是对着父亲来的。企图在他们三个人身上找到父亲问题的证据。父亲十分气愤，立即给省长陈仪写了信，说他们三人是无罪的，应该立即释放。以后据说三人中袁仰山在车到南平时跳车逃脱了，阮宗湛受到酷刑，但始终没有说出什么，连想去抗大中途折返这件事也没说。他被关押了一年才获释。后来资料显示，连江下洋抗日游击队与县抗日突击队合并，成立的县抗日突击队队长就是阮宗湛。该突击队是比较善战的，与日寇进行战斗并取得多次胜利。
1940年3月，父亲奉调到连江任县长。连江地处闽江口，是闽江口到福州的门户，海对面的岛屿已被日寇占领，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上任那时，天下大雨，非常冷，父亲和几位工作人员脚穿草鞋，手拿纸伞，踏泥土水路，从罗源县步行到连江县城。罗源至连江有几十里路。县城老百姓看这个新县長是下大雨穿草鞋走路来的，与过去的县长坐轿子前呼后拥大不同，给连江人民留下很深刻印象。
到连江后租住在郊外一家农民的房子，房东老夫妻和他儿媳妇们，都对我们一家很好，鄰居也不错。父亲为政清廉，平易近人，大家不因为他是县长而怕他，相反很亲切。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年青，朝气蓬勃，事无巨细，都躬身过问。时常草鞋手杖、背包竹笠、上山下乡、深入农村、访问疾苦、了解民情。使用基干人员多从小学教师队伍中选拔优秀青年培养，对于乡镇长人选，要求也非常严格。谢在任辛勤工作，是一个平民化的县长”。
父亲为政清廉，从不收受别人的东西，有一次大概是中秋节，有人送来鸭、猪肚等礼物。他不肯收，叫那人拿回去，那人一定要留下，父亲发了脾气大声叫拿回去，人家怕了只好把东西拿走。
连江是抗日战争中战斗比较激烈的地方，父亲到任后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抓学校教育，也被人称为“抗战县长”。连江、罗源一带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还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父亲与当地游击队有着较为良好的关系，曾送武器弹药给游击队。
但因思想左倾，任用一些被国民党认为是共产党的人。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有共党嫌疑，上任一年则被撤职。接替他的人叫陈拱北，此人曾经是共产党福州支部的领导，被捕后叛变。其人上任后即诱捕并杀害共产党的游击队领导人，收缴抗日武装，瓦解抗日力量。之后连江第一次沦陷，日寇从连江一直打到福州。
父亲被撤职后，先到省府，再到福建南平参加李良荣的部队，而母亲则带领我和谢晶妹妹到福州，那时我2岁，妹妹1岁。租住在仓前山。刚住下，日寇占领了连江，进攻福州。妈妈匆忙带领我们逃离福州，在福州洪山桥又遭敌机扫射，还好船老大巧妙在桥下来回躲避，逃过一劫。逃的仓促，没有带上粮食，一路上忍饥挨饿。还好路上遇上部队，有认识的人，吃了他们的稀饭，继续上路。为减轻逃难路上负担，把一些衣服也扔了。半路又遇上抢劫，把仅有的路费也被抢光，一路艰辛终于熬到南平，见到父亲。休息几天后，父亲把我们安排到三元。之后父亲又回到南平李良荣部队。三元虽不是前线，但敌机常常来轰炸。有一天飞机在三元附近轟炸，许多群众搭渡船到对岸郊区躲避，妈妈与依嫂也带我和妹妹，急忙准备搭渡船过去。当我们一上船，妈妈看人多超重，怕不安全，决心离船上岸。结果上岸不久，飞机来了，随即听见炸声，船上人多，听到飞机声也乱了，一动船就翻沉了，死伤不少。我们四人离开船上岸，躲避在树下，待飞机炸后，天也快黄昏了，就回家来。朋友知道我们今天搭渡船去对岸，听说船翻了死了不少人，想我们一定遭此大难，大哭一埸说：“你们为什么来此避难，要是不来还不一定有此災难！”。而后看我们全部安全回家，转忧为喜！她问我们为什么下了船。妈妈告诉她船小人挤，超载，怕不安全就上岸了，在岸边附近树下躲了一天。她说：“真是老天爷保佑好人！”
父亲被任命为闽（侯）吉（田）连（江）罗（源）抗日指导委员会主任。与李良荣等共同策划反攻。连江、罗源等地有许多朋友到闽侯山地与父亲取得联系，组织游击队。父亲被授上校军衔，带领从前线溃败下来的一个团，据说这个团主要由爱国华侨为骨干组成，颇有战斗力。他们参加了大湖战役，经过一周左右战斗，击溃日军，光复福州。并带领这个团和游击队、县保安中队一直打进连江，第一次收复了沦陷四个月的县城。在部队收复连江途径罗源过程中，群众已携带粮食牲口躲进深山，以后知道父亲回来就互相转告，纷纷回家献出粮食，解决了战役部队断炊的急迫问题，当地居民连夜舂米的感人情景给父亲留下良好记忆。日寇败退前在连江主城精华地区投掷燃烧弹，引起大火，被毁房店六百多间，受难千余户。父亲率部到达后立即投入救火。当晚在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声讨了日军暴行，公审枪毙了连江大汉奸——县维持会长章仕淦和琯头镇维持会长倪履中等卖国贼。
1941年9月，连江光复后父亲第二次再度被任命为连江县长（同时不再担任上校及军队职务）。面对遭到日寇烧杀的连江，首先是抓劫后的善后工作，掩埋死难同胞，惩办汉奸，清查户口，安定社会秩序，筹建被毁房舍，恢复劫后生产等等，工作繁重。同时又扩展教育，筹办恢复连江初级中学、小学、国民学校等。此外加强前方抗敌，征兵输粮，设置军民合作站，开展“献机运动”。父亲有一手好字，写对联，母亲刺绣，亲自参加义卖。他们还创办了“连江通讯”报刊，宣扬抗日工作。
有一年，连江大旱，天气酷热，农民缺水灌溉，田都龟裂了。父亲终日为此事焦急。当地许多人主张祈求老天爷降雨救百姓。父亲是建议搞水利，不搞迷信的人。然而面对许多人的要求，为体贴民情，不得不和他们一道去寺庙求雨。求雨之后，立即组织抗旱，水车响声日夜不停，还调动城里的一些人和机器去参加抗旱。
连江光复后日寇经常登陆骚扰和组织小型进攻，抢劫杀人。因此对日作战和支援前线是主要的任务，父亲组织部队、县大队、游击队与日寇进行无数次作战。在父亲任内，连江始终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由于父亲与共产党游击队保持较好关系，并且任用许多进步人士，据说县大队有些领导是共产党。一些保守人士、地方有势力人物、以及国民党县党部，不满意父亲的举措，他们经常向省里告状。省府派人来调查。事情发展到县大队包围县党部，为了不使矛盾激化，父亲只好辞职。那是1943年6月。
父亲离开连江后到永安创办农场。而母亲则带领我、晶妹、及在三元出生的妹妹，她的名字就叫“谢三元”，一起回到泉州“阿妈”家。那时没有汽车，只能坐轿子，那是大暑天，经过长途的路上折腾，到泉州后三元妹妹病倒了，据说叫做“禁口痢”，当时是一种严重的痢疾，民间说“禁口痢，未死先做忌”！妈妈说，三元聪明、活泼、可爱，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孩。父亲匆匆由永安赶回泉州，因此父女得最后见面。第二天她就与世长辞，她在人间不过两年。父亲说她是等到父亲最后见面后才离去的。那时我4岁，已经比较大了，知道这些事情，三元去世我们都很痛苦。
我们家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是因为生活艰苦，颠沛流离而离开人世的。
虽然父亲担任过县长，但他清正廉洁，因此我们家生活一直不太富裕。记的有一次吃饭，晶妹突然叫起来，说她碗里埋有一块肉。母亲及阿妈笑的前仰后翻。原来大概我馋肉，她们见我瘦小，想照顾我，在我的饭里埋了一块肉，结果妹妹运气好吃到了，她们笑说，晶妹将来一定有好运气。
1944年，我5岁，跟着两个姐姐在泉州卓然小学上学。卓然小学是从被政府查封的黎明高中办起来的，教师多是黎明的同学，因为妈妈既是黎明的校友，又在卓然小学当过3年教师，所以我们在校读书都是免费的。
1944年10月，父亲到闽东福安办康乐新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的乡镇。那里有父母亲在黎明时的老师朝鲜籍农学家柳子明，以及一些黎明的同学。黎明老师柳子明是康乐新村主任。（柳子明年轻时在朝鲜参加反抗日本的“三、一”起义，失败后来到中国。1938年到武汉参加“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并担任“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解放后，柳子明任湖南农学院园艺系主任，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康乐新村除了办农场外，他们还办了一个“育幼所”。这是因为闽东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很多革命群众参加新四军开拔到前线去了，国民党政府对老区群众一直采取残酷迫害的政策，致使流落街头无依无靠的孤儿弱女在闽东各县随处可见。这个“育幼所”专门收留早年共产党红军及新四军遗孤、战争孤儿、以及失去父母在街头流浪的乞讨孤儿。他们与我基本是同龄人或稍大一些。把他们收入育幼所来读书，上课识字，免费给予吃住，发给统一服装，也教学生一些手艺，增长他（她）们知识，为将来能自立生活。为了抚育好孩子，希望教师们重视并抚爱他们，父母亲把我和晶妹，以及柳子明的两个孩子也送进育幼所读书，过同样的生活。
一天父亲兴高采烈的回家，说日本投降了。
台湾受降
关于赴台湾受降事父亲在“回顾台湾光复与台东接管前后事略”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1945年8月15日, 日本继德意法西斯之后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是人们在事前早就预料到的事, 不过时间迟早而已。随即陈仪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初，父亲在福安农场里接到福建省政府转来陈仪发自重庆的电报，要父亲参加台湾的接管工作，并通知到福州集中出发。是年十月父亲赴台，乘的是盟国的运输舰，为防止海上漂浮的水雷，每人发一个救生圈。
到台湾后，沿途万众欢呼，爆竹声响彻通宵，全台湾沉浸在欢乐之中，许多上年纪的人激动得流着眼泪，家家户户在祷告祖先。台湾大学的学生十分热情迎接并帮着把行李一直搬到旅社。
中国战区台湾的受降仪式是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父亲参加了受降仪式。代表受降一方的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代表投降一方的是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后者在投降仪式上逐句宣读投降书，归还台湾及附近全部岛屿和解除陆、海、空军20余万人的全部武装，听候命令遣回……等等。
之后，长官公署公布了全省各地接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父亲被任命为台东厅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台湾东部的花莲、台东和西部的澎湖设厅，西部其他各地设州或市，1946年初接管后一律改称县或市）。当时各地的接管委员会人员严重不足，台东只有5人。那时强台风刚过，台湾许多地方的铁路、公路遭到毁坏，交通瘫痪。去台东只好乘汽车经宜兰、苏沃到达花莲。公路构筑在悬崖绝壁上，探头俯视莫测高深，只听到山脚下惊涛拍岸隆隆作响，东望太平洋茫茫无际。据说筑路工人多为高山族泰雅族人，他们为今日的繁荣付出了无数的血汗和生命。
花莲住有日军一个旅团，台东一个师团。到花莲后，日军少将旅团长来见，他身穿军服但无领章也没有指挥刀，完全没有往日的神气，询问了行止日期和对台东师团部有何指示，以便联系等等。
在花莲住一天。花莲到台东的铁路已遭山洪冲毁，公路也受严重破坏，不能通车。为赶去接受任务父亲僅僅带了接管人员八、九人，警官4、5人，和不到一个排的宪兵，午夜从花莲港坐船出发。冬季，太平洋洋面风大，波浪汹涌，数百吨的汽船像一叶轻舟漂浮在海面上。除了父亲等少数人外，宪兵、警察几乎全晕倒了，看到那么多人躺在船舱里，到时能否完成任务，心情十分沉重。
中午到台东新港登陆，这里是名贵旗鱼的产地，当地阿美族是能在洋面上追赶、镖打旗鱼的能手。
父亲说：“岸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汉族、高山族（这里一带是高山族的阿美族）见到祖国大陆来的中国政府新任官员。高兴地庆祝光复！他们走近我们，亲切地眯着眼看望我们，这情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有些老人眼里还噙着眼泪。我想这难道不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吗？”。“不知是那来的精神力量，船舱里晕船倒下的人全部雄赳赳地走在人群里了。”
从新港到台东市区大约30公里，汽车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沿途阿美族人喜气洋洋载歌载舞，多处出现十分感人的场面。人山人海欢呼雀跃，鞭炮声不断，那些人民欢呼热闹情况父亲说“从未见过”。大家都感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光荣！
“台湾的光复，人们总要缅想50年漫长屈辱的历史，当我们面对穿着制服但已取下识别标志的日籍军政官员时，民族自尊心会很自然地流露出对投降者和对自己同胞兄弟间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这是在爱憎中自然产生的”。
“到达台东的第二天，日军师团长（中将）一行三、四人来求见。他们报告了台北方面对该师团的指示，并请示该部在未遣返日本之前能做什么？表示一定遵纪守法完成任务等等，并展示该师简明驻地图。父亲命令他们把恢复铁路交通、公路交通、被台风损坏的农田水利设施尽快修复。并要求把施工计划送来，把工程进展情况每周汇报一次。大约在11月底前后道路修通，农田水利也基本恢复”。
“接管之后，除工程技术人员暂时留任听候决定去留外，行政人员一律不予留用。其职务移交台籍职员中比较资深或有能力者接任。各地的日籍警察必须全部迅速撤换，这不仅是体现主权的需要，同时根据当时有日军在山地秘密埋藏大量军火的传说，为了确保治安，巩固国防也非把全部日籍警察迅速撤换不可，一个也不得留用和拖延。这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工作，当时接替的办法是在各驻地所在的地方物色汉人和高山族人中职别较高、民众中较有威望者担任”。
“接管工作中，有许多关系到民族荣誉和维护民族自尊心的工作。首先是必须肃清日本帝国主义同化台湾汉族人和高山族人所强迫实行的所谓“皇民化运动”的余毒及其影响，这些影响是长期的，它使我们的民族蒙受极大的耻辱和深远的伤害。光复之初，老百姓首先就把秘密收藏起来的祖宗神龛搬出来安放供奉；陆续放弃日本式的名字而恢复原有姓名。高山族方面自1946年春也要求当地教师帮助选择类似汉族的名字，并抛弃日本占领时期强迫使用的日式姓名”。
三个月后，接管委员会撤销，父亲被任命为台东县首任中国人的县长，那时他33岁，经常穿着学生装。父亲在接管中提出口号和要求是：“爱国心、责任心，清正廉洁”。以勉励同仁。
清除“皇民化”余毒更关键的是教育工作和民政工作相互配合，当时台东中小学教师奇缺，不仅无法新办学校，就是接替日籍教师的缺位也甚感人手不足。不过，当时主要是改变日语教学为汉语教学，传播祖国文化。许多从祖国来的青年特别是福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愿意从事教育工作和乡镇工作，他们语言相通，热情很高，甚至到条件艰苦偏僻的山区和孤零零的海岛（火烧岛、红头屿，后来改名叫兰屿、绿岛）也在所不辞。1947年父亲走遍上述乡镇和海岛，看到许多从福建来的小学教师和乡公所职员与当地民众及高山族同胞相处的很融洽，珍贵感情令人难忘。在清除皇民化余毒过程中，台东知名人士陈振宗和高山族首领马智礼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父亲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陈的先父是清代武官，台湾沦亡后，企求复国，抗战多年，终告失败，被台东知本一带高山族人所救。以后陈父入赘当地部族。陈出生后即由母族抚养。他能通台语、日语、及多种高山族语，数十年来以能沟通台湾各族间的关系和热爱祖国的感情，备受当地各族人民称赞。
二百五十年前，雄据中央山脉的布农族与居住在台东平原的卑南族，因爭夺延平鹿野高台猎场，展開了大約一百六十年﹣一百八十年的馘首战役；直到一九三九年，才由卑南族大頭目馬智礼﹝1887-1966﹞出面化解，他是位具汉族血統的高山族大头目，以智慧和真诚化解了不共戴天的世仇，双方歃血為盟互結金兰，愿世代子孙互称兄弟，永远不把刀口指向對方(9)。在当時台湾東南半壁的原住民社群中，馬智礼是一位声名远播、号令如山、一言九鼎的大头目。在台湾原住民社群历史中，他更是位永远令人尊敬怀念的大头目。
为了肃清“皇民化”流毒，根本任务是发展教育事业。在恢复原有学校基础上（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是汉族学生）。又于1946年秋，在屏南开设台东农业职业学校，招收高山族各族小学毕业生。台东海洋捕捞发达，为了发展水产事业，特在县政府设水产股，任用当地水产专业人员主持工作。并鉴于阿美族青年喜爱海上捕鱼，在新港设台东水产学校，设有旗鱼捕捞，水产加工，轮机等专业，招收该族青少年入学。这是一项生产和增长志气的措施。也是提高高山族同胞社会地位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措施。
1946年初，妈妈带着我、晶妹及焱弟到台东。我们住在县长官邸，一所从未见过的豪华院子。后来知道这是过去日本皇太子即现在的明仁天皇在台湾的行宫。院子中间是一栋日本式大平房，客厅都是玻璃墙，房间是日本的榻榻米，就睡在地上。院子有假山、草地、热带植物、喷水池、小拱桥，还有4、5只梅花鹿。书房墙上挂着一把日本指挥刀，是日本投降交出的，偶然父亲抽出，闪着寒光，异常锋利。还有一套日本武士盔甲，黑黑的挺吓人。
书房里有一些日本人的书，有一次父亲拿出一本书，指着一幅照片，是一个在山上建的纪念碑。父亲说这是台湾高山族反抗日本的“雾社起义”的见证。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爆發了南投霧社起义，日方使用機槍、大砲、毒氣及大批軍警鎮压，历時兩个月結束，死伤慘烈。这是日本人建的纪念碑，是纪念日本兵的。父亲说在日本统治时期，高山族同胞前仆后继不断进行反抗，以原始的武器装备与凶恶的日本兵展开浴血奋战，自清朝末年日本占领台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漫长日子里，高山族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于日本的统治，多次举行武装起义。表现不屈不饶的伟大爱国精神。日本人也非常惧怕高山族人，将他们赶进并围困在深山，山下布满电网铁丝网。父亲对高山族同胞十分崇敬，他们处于社会底层，父亲努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
台东高山族人口比例很大，他们身体健壮，男人们腰里常常挂着一把50-60厘米的腰刀，父亲非常关心高山族同胞，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这在后来228事变中可以看出来）。有一次台东举行运动会，父亲在开幕式上讲话。之后有高山族表演。比赛开始，记的有跑步、长跑等等项目。开始汉族运动员跑前面，很快就远远地落在高山族运动员后面。优胜者的奖品很接地气，有犁、锄头等等农业工具。这对高山族很实用。
1947年夏初，祖父带着三哥谢淼到台东与我们团聚，我第一次见到从龙岩来的留着山羊胡子的祖父和已经12岁的三哥谢淼。淼哥、我和晶妹到台东后上了台东中心小学。
1947年2月28日台湾台北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并迅速波及全省。3月2日台东宪兵队长给父亲电话，说宪兵队已受包围，请示如何处理。父亲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命令不许开枪。父亲知道这个命令无异于要他们缴械，也意味着父亲要承担重大责任，但意识到绝对不能对同胞开枪。宪兵队当然别无办法，枪支很快就被缴械了。根据一年多来台东的政府、警察与当地民众关系比较和谐这一点来看，主要问题是堆积在仓库里的经常定期借给高山族狩猎用的枪支弹药如何妥为保存问题，根据警察局长建议，同意把枪机卸下分藏。
一年多来，关于日军在山地秘密埋藏大量军火的传说又重新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话题，因此急切地关注着山地方面的动静。3月3日，从台中方向开来几部汽车到台东，是来宣传鼓动的。同时有报告街上有人穿着日本兵的旧衣服，带着日本兵的战斗帽，三五成群招摇过市。
傍晚，发生抢粮，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考虑到事态不是短期内可以平息。决定离开台东市区。在当地高山族首领马智礼和社会知名人士王登科等人的帮助下，转移到近郊卑南乡下（该村为汉族和高山族聚居的村庄，也称卑南王村）。这样可以掌握全县——包括山地的动态。父亲说，在这些日子里永远难忘的是：有一位被称为“英雄”的高山族青年，此人身魁力壮，他被推举代表族人日夜守护在我们身旁，不眠不夜地保护我们，一直到我们上山。
当时父亲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高山族同胞产生妄动将不堪设想（后来事件平息之后，获悉远离我们驻地的南部山地，确实发生一起高山族人听信谣言把当地一位福建籍小学教师杀害的惨痛事件）。局势变化莫测，为了安全，四日當晚，馬智礼决定將谢真等外省政府部分人员及从大陆来的同胞及家属一、二百人，漏夜送至初鹿后山。这里是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曾经用高压电网围困的地方。那天从山上来了大批高山族同胞，在首领马智礼带领下我们登上这陡峻的山谷，山高路滑，记的高山族青年把我们几个小孩背上山。我们受到极为热情的招待。当晚他们整个村子开营火晚会欢迎我们。在熊熊的篝火旁，该村高山族首领讲话。似乎翻译不在，只好由一个被日本人抓去当过兵的高山族青年将高山族话翻译成日本话，再由一个台湾人将日本话翻译成台湾话。父亲讲话也以同样方式反向进行翻译，之后他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第二天天没亮，他们和父亲一起进山打猎，他们枪法都很好，不久就扛来野猪，大家在火上烤着吃。虽然语言不通，但用手势和微笑来表示友谊。为了安全，马智礼指派卑南族青年队守前山，布农族青年守后山，全力在紅叶及鹿鳴桥护守，不敢懈怠。
我们在山上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说国民党军队在基隆登陆的消息，也听说台湾西部各县特别是在高雄国民党军队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传到山地后，父亲说几乎不敢相信这惨绝人寰的野蛮行为会发生在台湾。
三月中旬，台东市区和郊区居民召开民众大会议论善后工作，仍选举谢真继续担任台东县县长，并推举陈振宗等七、八人到山地汇报会议经过及选举情况，希望政府人员即速回去主持工作。我们在高山族同胞的陪同下回到台东市区。
回到住所——官邸，我们看到一切如常，据一直在家的两名女工讲，曾经有事变人员进入，看看之后马上走了，以后再没有人来。家中一针一线秋毫无犯，一切保持完好。我们养的鸡、火鸡、以及四、五只梅花鹿，她们也照常喂养着。父亲甚为感动。
不久，我们在山上避难的村落有高山族居民男女老少三、四十人来看我们。他们大概是在官邸接待的第一批高山族乡亲，据说光复前他们在门外窥视都是有顾虑的。父亲事先在缸里准备了酒，高山族同胞很能喝酒，他们用碗在缸里舀酒大口大口地喝，之后就尽情地唱歌跳舞，跳的是集体舞，男女老少交叉着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有力的舞步震撼着大地。高山族男子威武雄壮，腰上挂着腰刀。而小姑娘则文静秀气，他们不喝酒，也没有和大人一起跳舞，她们和我母亲呆在一起，他们头上带着自编的花环，和我们一起照相留念。
二二八事变被从大陆派去的大部队镇压下去，据说杀了不少人，驻扎在高雄的国民党军队如箭在弦上急于进入台东。父亲回台东当晚召开一次有台东各街道和大部分乡镇代表参加的大会，大家要求军队暂不要来。因此由父亲给停留在屏东待命的国民党军队团长写信，以台东是十多万高山族聚居地区，需要时间做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免引起冲突为由将军队拒于台东县境外近一个月之久，到军队进入时局势已经平静，没有镇压的必要了。因此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据传说被镇压屠杀达十万人，而台东全县幸免流血浩劫。
军队进驻台东后，国民党台东县党部书记长向驻军提出要逮捕一百几十人的名单。当驻军营长拿出名单征求意见时，父亲表示不能同意。但最后还是逮捕了十几人解往台北，几个月后才获释。台东宪兵队长由于执行父亲命令没有开枪，武器被缴械。军队进驻后他被解往花莲，据说置棺材在他身旁要他谢罪自杀。后来我们问父亲他死没有？父亲说没有，回大陆了。
父亲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一起高山族人听信谣言把当地一位福建籍小学教师杀害。事态平息后他们知道错了，悔莫能及。立即按照部族的隆重仪式为死者安葬，然后推派代表多人到县府认罪自请处分。这一不幸事件教育了许许多多的人，除了教育之外还能怎样。
台東文史工作者張跃贏2007年在“马智礼的故事”中写道：“六十年前發生的二二八事變蔓延至台東時，馬智禮臨危授命指揮卑、布兩族族人，保護官派縣長謝真及外省人約兩百多人於初鹿後山，和平化解一場流血的省籍衝突，事後卻遭軍統局誣指為二二八事變的「八大寇」之一﹝馬智禮第五，罪名是「擁兵自重」﹞，最後蔣中正卻又予以召見，數年後，總統府將保護謝真等人的初鹿後山兩百四十甲土地，撥贈馬智禮，並取名馬智禮山，以誌紀念。”
二二八事件起因和过程都比较复杂，至今国民党、民进党及共产党都没有统一的说法，甚至各党前后的说法也不一致。但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台东之所以比较平静，得益于父亲接手台东后，要求接收人员“爱国心、责任心，清正廉洁”，努力为民办实事。尊重高山族同胞，努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政府、警察与当地民众关系比较和谐，还得益于高山族同胞及其首领对政府及大陆人员的保护。形成大陆同胞、台湾同胞、高山族同胞和谐相处的局面。
爸爸与马智礼及高山族部落的友好关系及族群和谐的事迹，直到1950年后，台湾民众及官员在纪念“二二八事件”时还被台湾民众称颂为“族群融合的最好象征”。在张跃赢先生写的《马智礼的故事》一文中这样写道“马智礼和谢真及台东人士在二二八事變中建立的革命情感，超越了省籍、原漢的藩籬，撫今追昔，人際之間哪有不能和平共處攜手同心？”
四十年后，曾任台东县第五任县长，前台湾党外“立法委员”，中国农科院顾问黄顺兴先生1985年到北京。由于父亲在台东县长任内清廉耿介，深得民众爱戴。同时在二二八事件前阻止宪兵开枪，事件后又阻止军队向台东进发，二十多天后部队才进入台东。这样，台湾二二八事件中，唯有台东一地避免了流血。因此黄顺兴对这位首任县长甚为敬仰，但一直无缘谋面。他说在台东，历任县长的名字和照片都挂在县政府的大厅里，唯有第一任县长谢真仅有名字而无照片，在台湾传说谢真是共产党，下落不明，甚至讹传已不在人间。黄到北京后即打听谢的下落，知道谢在福建很好，一定要相约见面。他们相约在福州相见了。黄对谢老相当敬重，以长辈相待。他对谢老说：没想到如今能在福州见面，台湾很多人都惦记着你，这次如果没见到你老，我回去不好交待。黄先生说，台东人民想念谢老，人们对谢老的评价是：“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台东第一任县长与第五任县长在大陆聚首，重谈往事，多么令人感慨。黄顺兴激动地与谢老合影留念，并说要把这张照片寄到台湾去，如果台湾不让公开，就寄到美国去发表，标题就写：台东第一任县长与第五任县长在福州握手。《台声》1986年第7期标题为台东第一任县长与第五任县长在福州握手，表达了台东人民的怀念与敬意。
二二八事件之后，父亲仍被民众选为台东县长，这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也由此受到国民党的怀疑和排挤。看到政府腐败，父亲于当年10月毅然辞去县长职务，先带领母亲和我们四个小的孩子回大陆。之后又卖掉父亲心爱的双筒猎枪作为路费，让祖父回龙岩，哥哥回泉州。
策动起义
我们回到久别的泉州阿妈的破旧老屋，房子拥挤，光线昏暗，下雨还常常漏雨，需要用脸盆接。但是我们小孩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第一次团聚。最大的淼哥和最小鑫妹只相差12岁。大家非常友爱，都在泉州卓然小学读书，这是我第二次进卓然小学。晚上在油灯下我们五个上学的围坐在桌子学习、做作业。放假了，我们五个大的，牵着焱弟，抱着鑫妹，到处去玩。特别是我们涉过小河，到菜公洲的外家母家。他们种甘蔗、龙眼和番薯，我们可以敞开吃甘蔗。特别是甘蔗收获的季节，全村人在广场上，由两条大水牛拖动两个大石磙榨甘蔗，下面用大桶接着，大桶甘蔗水倒进大锅，榨出来的甘蔗渣当柴火烧。甘蔗水稠了后倒进大竹筐，不久就成为大红糖块，看热闹的孩子们都能享受到大人们敲下的红糖。
福建是缺粮的省份，当番薯收获的季节，我们吃番薯稀饭，其他时候，常常吃番薯米（番薯擦成丝晒干，可以放很久）煮的饭。我们喂了猫和狗，它们吃稀饭里的番薯皮。
回大陆后，父亲先在安海搞水利工程，很少回家。不久一些福建的投资者成立“福建建设公司”，我们家虽然不可能投资，但他们信任父亲，父亲被他们请去当总经理，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年纪小的孩子搬到了厦门。我们住的是海边太古码头仓库改的房子，用木板隔成小房间，窗子对着海，对面就是鼓浪屿，每天可以看到大海轮进出。
在厦门，1-2年后，形势逐渐紧张。常常有客人及香港来人拜访，我们不知道他们谈什么。解放后知道有些是来和父亲联络的。父亲参与并成功的策动闽西永春、龙岩县长起义，据说根据地下党魏金水等人的意见，还和龙岩县长结拜为兄弟。此外，我们知道在厦门父亲有几次和他原来在“少年养成所”的教官，后来抗战时一起打过日本的李良荣一起租小船到海上漫游。抗战胜利后李良荣曾任福建省长，那时是兵团司令，中将军衔。解放后知道父亲受命策动李良荣起义。
国民党兵败，厦门军队越来越多。蒋介石、汤恩伯、毛森也到厦门。厦门形势紧张起来了，时常听到有人被抓或失踪。
记的暑假有一天，父亲正帮我做风筝。突然来了一个大汉，身穿黑色香云纱，胳膊上有刺青图案。单独找父亲。他走了之后我们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父亲说，他是国防部的，通知父亲不得离开厦门，随时听传唤。傍晚，父亲带着我到楼下。太古码头工人有自卫队，有几杆步枪。父亲认识他们。告诉他们最近有坏人可能要伤害我们，到时希望他们帮助。他们一口答应。不过我们也知道，几杆旧枪是对付不了国防部的。后来父亲又带我到楼顶，那里的阳台连成一片。我们寻找另外的通道。过几天，父亲夜里离开厦门乘船到泉州。泉州“民生农校”的校长陈启洲把父亲藏在郊外的农校农场，直到迎来解放。
母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子还在厦门，母亲提心吊胆。刚刚40岁没几天眼睛就花了。在表哥李千秋帮助下，我们也离开厦门。船到东石，已经没有长途班车了，表哥李千秋通过车站的熟人搞到一辆卡车，我们上车后急急忙忙开向泉州。路过一段丘陵地，游击队与国民党正在交战。子弹呼啸而过，大人们把我们压在下面保护我们，终于安全到达泉州，我们又回到阿妈家。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表哥李千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至于在厦门那个国防部的人为什么警告父亲不得离开，我始终没搞懂。这等于告诉我们危险了，父亲认识的人多，也许是什么关系通知我们危险逼近。解放后有朋友告知，在汤恩伯、毛森的黑名单中，有父亲的名字。
为了祖国统一
在泉州迎来了解放。在解放军进城前，国民党军队已经逃跑了。第二天穿黑色衣服的游击队迈着整齐步伐首先进城，后来正规部队也进城了，人们在街上两旁欢迎解放军。父亲也回到我们身边。一切都很新鲜，与国民党兵不同，解放军十分和蔼，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北门中山公园，看见解放军正在开饭，是大锅菜饭，边上围着一群孩子，解放军也给贫穷的孩子乘饭吃。
国民党飞机常常来轰炸、扫射。造成一些伤亡，为了防空，我们学校改成上早晚课，也就是早上天不亮就上学，天亮了放学，傍晚再上学，天黑了放学。
不久父亲到福州，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彭冲，安排父亲在中共福建省委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彭冲兼任，父亲任组长、副科长。只知道他们是做解放台湾的工作，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之后我们一家就陆续到福州，寄住在朋友袁国钦家。父亲在福州仓前山上班，每星期六下班回城里，那时工资不高，每周六母亲就加餐，我们等着父亲早点回来，大家改善生活。
在福州我进了实验小学直到小学毕业。有趣的是，解放前由于我们家不断搬家，母亲说我小学前后转学读了八、九个学校，其中泉州卓然小学三进三出，但还是没能从卓然小学毕业。中学考进福州第二中学，终于安定的在福二中读了六年，直到高中毕业，考进大学。
大概1953年，台湾工作委员会解散，人员大部分分配到地方工作，只有父亲被调到华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不久又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广州联络处（后为广州联络局）工作。所以父亲在福州没住多久就又到广州，母亲带着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还住在福州。
父亲虽在总政广州联络局工作，但是公开身份很多。其中有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建中行经理。为此他还到广州暨南大学旁听国际贸易的课程。他大部分时间还在香港及国外，在香港有办公室。
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工作逐渐由解放台湾扩大到联络海外知名华人做促进祖国统一以及团结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等工作。他身边有许多国外华人朋友，也经常有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美国等许多海外人士来拜访父亲。
解放后几十年，爸在重要的岗位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委派，经常到港澳等地为祖国建设和统一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工作出色，1963年获广州军区政治部的嘉奖。由于保密的关系，我们不了解也不能问爸工作的具体内容，当然爸也不会说。但知道他对很多海内外朋友都有相当的影响。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为他们排疑解忧，增进共识。有些海外朋友信任父亲胜过相信自己的亲人，很多重大的事情都要听取他的意见。
父亲曾经说起一事，五十年代初，我国需要大量橡胶，当时的橡胶属军工产业，我国海南岛还没种植，进口又受美国在沿海的经济封锁。父亲当时利用海内外的关系，通过泰国的爱国华侨首领李引桐先生带回了苗种。看到今天海南岛的胶树成林，不由想到当时引进的艰难。（1989年9月30日，李引桐先生受到杨尚昆主席的接见——照片）。几十年来他们交情亲密无间，都已进入老年，成为最好的朋友之一。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一切正常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被打倒，父亲也不例外。1968年9月，四人帮在广州军区的爪牙张××、赵××等人将父亲秘密拘留，关押在军人监狱进行法西斯式审查达一年半之久，使父亲精神受到折磨，肉体受到摧残。出狱后，四人帮爪牙又以“做好善后工作”为名，把父亲送到湖南学习班，继续限制自由。并于1970年3月，逼迫57岁的父亲提前退休。 父亲退休后被安排到福建武夷山区的小县城——光泽县，住在牛棚改的小房子里。好在当地的百姓对父母亲十分友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解决许多困难。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侯，当地领导也给了不少关心，老乡都亲切的称呼他阿公阿婆，给予不少帮助。
打倒四人帮之后，由解放军总政广州联络局发出文件，落实政策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时要求由广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名义发给我们子女单位的不实“证明材料”退还给总政广州联络局。同时明确指出谢真同志子女的家庭出身应为“革命干部”。
在文革受迫害的逆境中，他始终坚信党的事业和祖国的前途，很少谈自己受迫害。
